为什么要了解和学习政治？国际政治是大海，国家政治就是一艘船，国民再船上，个人命运跟随大海起伏，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说要不要了解政治呢？
自我感受
我甚至觉得从大局观出发，反而要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它倡导自由科学，而且没有像纳粹一样各地征服。可以设想的是：如果全球第一大国家不是美国，那还会有当今和平的好日子吗？这一点需要画上问号
做管理和政治有高度一致性，管理体系内如果想自由，那一定是要接纳多元、喧嚣、混乱的体系，不然就是恐怖主义。
为什么中国首富是卖水的这件事很有问题？因为卖水意味着垄断，当首富都是靠垄断而不是竞争获取的财富时，普通百姓面临的垄断压力可想而知。
一个威权政府的好处是：效率高，但弊端是威权统治的上限，它打压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搞定威权政府的方法就是搞定威权统治者。
政治民主不是乌托邦，历史上很多国家因为采取民主政治导致了政体破灭。民主政治要和文化、经济风协调作用，才有可能从权力垄断过渡到权利竞争。
序言 可能性的艺术：通过比较理解政治
当然，强调政治的力量，并不意味着政治万能论，尤其不意味着政治制度万能论。前面说到过，我非常喜欢俾斯麦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其中，“the possible”这个词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它的本意正是强调政治不是魔术，它不能抵达“the impossible”，它不能做成无米之炊，它不能让水变成油，它不能发明永动机。
社会科学的思考，包括政治学的思考，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没有那个punchline。社会科学的思考就像是开车，需要时刻警觉，时刻观察路况，并根据路况随时调整速度和方向。一刹那间的走神，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这听上去的确很累，但也是唯一安全的做法。世界是复杂的，但又不是随机的，知识也应当如此。求知的道路，意味着永恒的疲倦以及偶尔的惊喜。
第一章 全球视野
或许可以把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这两个指标作为政治比较的核心维度，将民主问责作为比较的横轴，将国家能力作为比较的纵轴，大致以此来确立各国政治发展的位置。
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
没有良好的发动机，一辆车根本跑不起来，方向再正确也没有用，它只能在原地打转，但是光有很厉害的发动机，一路狂奔，越跑越快，根本不听民众指路，最后也很有可能开到悬崖底下去。
事实上，他专门写了一本书来告诉我们“世界正在变得更好”。这本书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可能也是21世纪最重要的书之一。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叫作“政治性抑郁”，这本书可以说专治各种“政治性抑郁”。反正每次翻这本书，我整个人就都变好了，连血糖、血脂都刷刷下降了。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深深影响我们命运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治，而且是国际政治。很大程度上，国际体系影响国家的命运，然后再通过国家的命运影响个体。可以说，全球化是大海，国家则是海上航行的船只。对于个体而言，一个人到底坐在哪一条船上，当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命运，但是无论他坐在哪条船上，海浪更是深深地影响着每一条船的沉浮。
大家可以听出来，这段话非常有意思。我们常常认为，为什么会有民主？因为人们渴望民主。为什么会有市场？因为人们渴望交易。为什么会有和平？因为人们渴望和平。但是，卡根却说，不，光有渴望是不够的，历史上的人们和我们一样渴望权利、渴望交易、渴望和平，但是没有实力为这种渴望保驾护航，它就很难生根发芽。事实上，人们可能根本没有那么渴望自由、民主、和平，很多时候，人们更渴望的，可能是安全，是秩序，是大国崛起的民族自豪感。得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力量在引导甚至强加，人们的价值排序才可能发生变化。
与历史相比，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如此非同寻常，恰恰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国际秩序非同寻常。
这不是说欧美国家是出于理想主义情怀在推动这些变化，显然，他们没有那么雷锋。只不过，在这个秩序的缔造者眼中，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在自由主义的扩张当中，因为贸易自由了，他们就有更多钱可挣；政体同化了，意识形态的摩擦就会减少；观念传播了，社会交往自然更加丰富。所以，自由主义对于他们来说，既是理念，也是利益。
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各国的全球主义者站在一起，与四面八方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当年，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事实却是，经过这一轮的“超级全球化”，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全世界有产者倒是先联合起来了。
在他们看来，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互竞争，不公平。
相当程度上，经济水平竞争的背后是经济模式竞争，经济模式竞争的背后是制度甚至是文明竞争。
不管这个争论谁对谁错，它的后果是，一些西方国家发现，他们本来引以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反而成了竞争负担。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经用一个词概括西方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困局，叫作“三难困境”（trilemma）。我们都听说过“两难困境”（dilemma），但是罗德里克说，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
很多人都知道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名言：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创造性毁灭”。当年发明电灯的时候，肯定也造成了一批蜡烛工人失业
当它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帮助无数人脱离贫困，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
它或许又代表了另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更深的人道主义。
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也是认同的动物，他者越有可能吞没“我们”，就越需要强化甚至想象集体的“我们”来抵御他者。
历史上连国家都没有，有些甚至没有书面文字，你让他说英语他也就说了，你让他信基督教他也就信了，反正也没有太多的文化遗产需要捍卫。
瑞典人的包容不完全是出于善心，北欧国家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移民正好可以弥补瑞典的劳动力缺口。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答案是融合很困难。移民容易，融合却很难，用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词来说，就是：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近17%的外国人融入其经济文化体系，其难度可能远远超出了瑞典人之前的心理准备。我们都知道，如果把一些小铁渣扔进一个大熔炉，它很快就会熔化，但是如果把一个巨大的铁疙瘩整个扔进去，它可能很久都熔化不掉。短时间内大规模地引进移民难民，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把一块巨大的铁疙瘩扔进一个熔炉。
有研究指出，“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模式之所以出现于北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质性的人口结构——正是因为彼此文化、语言、宗教接近，才产生了深厚的社会信任，使得人们愿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扶助那些穷困潦倒者，一旦社会“二元化”，人们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他们还愿不愿意交同样高的税收、进行同样程度的财富转移，就变成一个问号了。
文化差异大的群体，和文化差异小的群体，彼此融合的难度系数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历史上的“文化融合”成功，就直接判断今天瑞典的“文化融合”也肯定会成功，甚至不能因此就直接判断今后美国的“文化融合”也一定会成功。
移民的速度和融合的速度可能成反比——移民的速度越快，融合得就越慢。为什么？因为一个族群越是大规模地、快速地进入他国，往往就越没有必要融入周边的环境。
显然，如何平衡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没有标准答案。
第二章 政治转型
最近10年左右，人们看到了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看到了很多新兴民主的挣扎和冲突，看到了一些威权国家的威权深化，所有这些现象叠加到一起，构成了“民主衰退”现象。
我们知道，民主是一种制度，制度的变化相对容易，但文化、社会、经济的变化则相对缓慢。组织一场选举，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文化观念、社会习俗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则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结果就是，当许多国家热情洋溢地拥抱民主，却出现了制度和习俗的脱节。这就好像医学上的器官移植，移植一个新的器官到人体，这本身或许没有那么难，难的是你的身体真正接受它，不发生排异反应。
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这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在抢这个“绣球”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斗，你说你抢到了，他说他抢到了，你说他作弊了，他说你作弊了，结果就是爆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游戏终结。
而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这次我赢了？太好了，我得把这次的胜利果实转化为永久的胜利果实，这就是袁世凯的做法。这次我输了？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革命。这就是国民党的做法。于是，一个本可以是“风水轮流转”的故事，又变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故事。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崩溃历程，尽管细节不同，逻辑却往往相似，它们往往都有自己的袁世凯和国民党，自己走向脱轨的辛亥革命。
其主要表现，就是虽然这些国家还有周期性选举的形式，但是它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都往往严重倒退，以致它的选举成了一种极其不公平的政治竞争，相当于一个自由奔跑的人和一群戴着镣铐的人进行跑步比赛。
丁元英说每一种命运都是个体文化属性塑造的结果，而文化属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客观存在的，天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天道论道极致，男女之间一个情字。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当代民主会展示出这种韧性？历史上的民主化成果往往很快被倾覆，那么当代的民主化过程为什么“水花”更小、更具有顽强的沉淀性和反弹力？
原因当然很多。经济发展是一个原因。当代的经济水平和历史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当一个社会僧多粥少的时候，权力格局的变动显然更可能引发巨大的动荡，十个人分一碗粥，很容易你死我活，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了，十个人分五碗粥、六碗粥、八碗粥，大家就更容易心平气和了。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当代民主会展示出这种韧性？历史上的民主化成果往往很快被倾覆，那么当代的民主化过程为什么“水花”更小、更具有顽强的沉淀性和反弹力？
原因当然很多。经济发展是一个原因。当代的经济水平和历史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当一个社会僧多粥少的时候，权力格局的变动显然更可能引发巨大的动荡，十个人分一碗粥，很容易你死我活，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了，十个人分五碗粥、六碗粥、八碗粥，大家就更容易心平气和了。
国际格局是另一个原因。我们之前讨论过，“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全球进入了一个自由主义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而这个罕见的国际格局对于第三波转型浪潮也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除此之外，还有技术发展的原因。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大大降低了社会动员的成本，以前你用鸡毛信闹革命，信还没送到，人可能就先被杀了，现在你发个twitter、发个facebook，可能立刻万众响应。
可能有朋友会说，各个国家的民众都认同民主，但是大家对民主的理解不一样，土耳其人、伊拉克人、卢旺达人想要的民主，未必是英国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想要的民主，不是选举民主、竞争民主、程序民主，而更可能是绩效民主，是政府解决民众就业、是安全、是水电供应。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缺乏实证依据，因为观念调查显示，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把“程序性民主”和“绩效性民主”对立起来，他们这两种东西都想要，并不是说想要这个就不想要那个。
横向比较各个国家和政体，纵向比较历史和现在以及未来
比较政治学不仅仅是比较不同的国家，也是比较历史与当下，从中获得一个更辽阔的认知尺度。
这不就是…
“不自由的民主”是一条腿走路的民主。一方面，它具有民主的外壳：它承认普选权，追求政治平等，热衷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这是它与传统威权体制不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通过民主途径产生的执政者又限制政治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打压反对派，压缩政治选项，从而取消民主政体的实验性特质。
自由不会突然消失而是会在高尚的理念下逐步被蚕食——索维尔
然而哈耶克认为：愿意舍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往往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或许这是因为，人们放弃自由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热爱专制这种“恶”，而是因为人们在热爱自由的同时相信有更高的善值得追求，比如平等，比如正义，比如认同，比如面包，比如救亡，以至自由作为次要的善可以“暂时”被舍弃，从而换取那个更高的善。甚至这种“交换”可以被表述为：牺牲暂时的自由来获得长远的自由，牺牲形式的自由来获得实质的自由。这或许可以被称为政治当中的“善恶捆绑销售”原则。
我们知道，如果有人在街上向我们兜售一堆酸苹果，我们多半不会去买，但是，如果有人把一堆酸苹果和一堆甜樱桃放在一起，说买五斤苹果、送五斤樱桃，那我们可能就一个箭步冲过去买了。在任何国家，面对民众，恶都是很难被推销的。打压异己、剥夺自由是一种恶，直接推销它很难奏效，但是，当恶与善捆绑出现，人们却有可能为它慷慨解囊。
不幸的是，自由注定是多元的、喧嚣的、混乱的、充满差异和冲突的，正是基于对自由的这一现实主义理解，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构建了一种以接纳私利、接纳派系、接纳冲突为前提的民主体系，但对于法国的革命家而言，将各派思想统一到神秘而模糊的“公共意志”中则是当务之急。
这种民主模式的构建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就“上”而言，统治者往往需要打压异己者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就“下”而言，民众则往往渴望一种万众一心的“短平快”救世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
小布什：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民主生成制度，自由设置边界
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
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在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遗憾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变迁没有捷径，它必须穿过千千万万人的心灵。
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在任何国家，当政治制度迅速变革，它都可能与既有的政治习俗脱节，只能停下来等待文化缓慢的变迁。
一个坏政权的崩塌不认为着它一定在向着更优政权发展。
正如人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出现没有心理准备，它流星般的坠落同样令人错愕。为什么会错愕？或许是因为，在当代世界，人们倾向于直接把威权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把民众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这是一个常见的认知陷阱。当我们看到一个专制政府被推翻，我们往往直接假定之后会是民主崛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
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概念，叫作“人民”。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似乎假定了所有的民众构成一个整体，似乎只要推翻了独裁者，民众就会手牵着手建设民主。遗憾的是，民众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甚至是两极化的。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这种多元性可能反而会变得清晰，甚至可能强化，而当社会撕裂到达一个水火不容的程度，民主就走向崩溃。这正是2013年埃及所发生的事情。
在不同的国家，社会裂痕的分界线有所不同，有的是所谓左右之争，有的是民族之争，有的是地区之争。在埃及，这个裂痕沿着宗教的政治角色展开。
当出现矛盾时，要多用类比，类比可以帮助更快地理解问题。
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当鸡蛋和高墙对峙的时候，要站在鸡蛋的一方，因为鸡蛋是弱者，对不对？但问题是，在很多民主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对峙不是鸡蛋和高墙的对峙，而是鸡蛋和鸡蛋的对峙。一半鸡蛋要左转，另一半鸡蛋要右转；一半鸡蛋要民族主义，另一半鸡蛋要普世主义。在埃及的背景下，一半鸡蛋要政治伊斯兰化，另一半鸡蛋要政治世俗化。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下的“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会最大的困境。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政治动员容易暴露甚至深化裂痕，靠政府保持社会团结，把整个社会拧成一股绳子，问题不就解决了？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呢？在很多情形下也未必。比如，纳粹德国一度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但是，我们会把它当作理想的政治模式吗？多半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珍视社会团结，但我们也珍视自由，而自由必然包含着多元性，正如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自由之于派系，如同空气于火……只要人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理智，就会形成不同意见。”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只有形形色色的群体。
民主自由是政治道路上 难且正确 的事。
一方面，自由的社会一定是多元的、有裂痕的；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政治动员，而政治动员可能暴露社会裂痕。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天然具有自我倾覆的危险性？不幸的是，确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民主常常非常脆弱。
我们观察历史，不得不承认，民主制度是脆弱的，而且它常常是亡于内爆，也就是被社会内部的撕裂倾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定程度上解决的就是社会撕裂问题。
对于民主转型，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对于很多国家，下半场比上半场还要艰难。这或许是因为，推翻威权政府只需要推翻一个统治集团，而克服社会撕裂则需要所有阵营同时保持克制。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只有起点但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每一代人接过接力棒时，都需要以其勇气但尤其是以其宽容，重新证明自己能够承受自由的重负。
基尼指数是衡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世界上基尼指数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呢？无论是1994年还是现在，都是南非，而且是甩第二名很远的那种独孤求败式冠军
民主运转起来并不需要全社会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不需要“万众一心”，但是它需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分歧”达成共识。这就像足球赛，比赛双方可以对抗，甚至激烈对抗，但是他们需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否则一场足球赛迅速会演变成大型斗殴。对于民主运行来说，这个“共同的底线”是什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中国传统政权全部都是赢家通吃。
首先我们来看“胜利者的宽容”。如果胜利者上台之后，开始追求赢者通吃，走向“多数暴政”，那么结果是什么？重则民主直接崩溃，轻则走向我们之前谈到过的民主伪劣化。
共同的底线让“可能性”成为“艺术”
南非的转型软着陆之所以被很多人视为奇迹，或许就在于胜利方和失败方同时守住了政治的底线。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对立阵营中只要有一方守不住底线，就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开启恶性循环。
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
我的理解是，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常见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它的核心功能。它并不自动保证所有的公共问题会被解决，就像你难以要求一个治胃病的药包治百病一样。
质问为什么民主没有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清廉、公共服务提升，几乎相当于质问，为什么老虎都关进笼子里了，猴子们还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的确，老虎被关进笼子，猴子们更安全了，但是，香蕉树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结出更多的香蕉，老天爷也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下更多的雨，隔壁树上的猴群更不会因为老虎被关进笼子而放弃争抢地盘。民主不是一个魔法按钮，一按下去就人间变天堂。
醍醐灌顶！牛逼
归根结底，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
虽然这个程序有其内在价值，也就是尊重民众的价值，但作为一个程序，它会产出什么，取决于你向这个程序输入什么。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学校非常开明，让学生们自己决定，午餐食堂应该提供什么，这是民主对不对？这当然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但是，如果学生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每天午餐就吃薯条、炸鸡和可乐，最后学生们都吃成了不健康的大胖子，那么，民主当然“不管用”了。
太牛逼了，给作者跪了
民主作为一种程序，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但是民主的质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判断力和合作能力。一旦这种能力严重欠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民主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我把这个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民主是否重要？当然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受到尊重，希望统治者不能任意妄为。但是，一个球赛的规则再公平，也不可能保证球赛一定精彩好看。球赛好不好看，规则非常重要，但是最终而言，取决于球员会不会踢球。
要看到除政体外的会影响国家的因素
为什么强调政体的有限性？因为我发现，人们解释一个国家的成功或者失败时，倾向于过分夸大政体的作用，而忽略人们往政体这个程序里输入什么。这种夸大，有时候表现为“民主浪漫主义”，似乎一旦民主化，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有时候则表现为“威权浪漫主义”，似乎一个国家只要采用威权政体，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就会手到擒来。
但事实上，政体只是影响一个国家治理绩效的各种因素之一而已。很多情况下，甚至可能是次要的因素。有些国家，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似乎都建设不好，比如阿富汗，过去几十年，从极权到威权，从神权到君权，从美式民主到苏式威权，各种政体神农尝百草一样全都试过了，但是没有一个模式“管用”。所以，政体不是万能药，当水质已被严重污染，无论什么鱼都很难在里面被养活。
具体到印度，民主之所以对于治理绩效“不管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去70年，尤其是前面40年左右，输入到民主程序的“原材料”出了问题。什么问题？一个是经济政策问题，一个是社会文化问题
那是不是说未来十几年，大概率也是印度快速崛起的十几年？买印度股票？
所以，印度的改革开放，其实比中国晚了十几年。别小看这十几年的时间，从人均GDP来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印度2018年的人均GDP和中国2006年的人均GDP持平，刚好相差12年。
因为如果有一个制度按钮按下去可以一劳永逸，那真是对人性之复杂以及复杂之美的蔑视。
民主是一种公共决策程序，但不是公共政策本身。作为一个程序，它输出的结果是什么，要看人们向它输入什么原料
政治就像是一条鱼，是养在经济、社会、文化的水池当中的，所以，要理解政治的健康程度，必须从理解这个水池的水质开始
其实，很多国家历史上都有过类似的“职业世袭身份制”，像在英文世界里，叫Smith的就是铁匠出身，叫Miller的就是磨坊主出身。中国某些历史阶段也有过类似的制度安排，比如明朝就有军籍、匠籍、灶籍等职业身份。但是，在其他国家，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这种制度就慢慢瓦解了。可是在印度，这种“职业身份制”却非常顽固。为什么呢？因为它被写进了宗教文本，内嵌于印度教，被神圣化了，所以打破它格外困难。
如果说政府的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关系，“表亲的专制”则用来形容来自水平方向的社会压迫。如果说政府的专制，它的后盾是国家的暴力机器，而“表亲的专制”，其后盾则往往是社会习俗，或者用经济学家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的话来说，叫作“规范的牢笼”（cage of norms）。
民主是由政治家抗起的程序，抗起民主的政治人物受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共同影响。
民主的运转需要公民社会的监督，需要民众对政治家虎视眈眈。但是，一旦存在着四分五裂的身份认同，民众的监督能力就可能会大大下降，为什么？还是因为“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只不过这一轮碾压不是发生在选举过程，而是发生在选举之后。理性逻辑是：这个政治家太腐败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拉下马。认同逻辑则是：呃，虽然他不对，但他毕竟是我们的人，为我们说话，那无论如何得把他给留下。
市场经济加速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将进一步瓦解种姓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印度社会的种姓观念也开始有了明显的松动。市场经济有其解放性的社会后果，这一点并不奇怪，毕竟，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村庄里的时候，谁是什么种姓，一目了然。现在，你去孟买的麦当劳买一个汉堡，总不能先把后厨的揉面师傅叫出来，先问问他的种姓再下单吧？“不可接触原则”就这样无形地被解构了。
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种姓、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你如果是个吃苦耐劳的达利特人，资本家多半不会去雇用一个好吃懒做的婆罗门种姓；你家超市物美价廉，我多半也不会因为他家超市的主人姓什么而去他家购物。
政体有限论”不等于“政体无用论”，它的用处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选择：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社会进步？我们愿意把命运交给谁？很多时候，社会和政府同样不可信任，“表亲的专制”和政府的专制同样残酷，但是，区别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社会，而当权力被垄断，我们却很难改变政府。
民主是一条艰难但正确的道路，屈服于威权政府带来的可能是短期见效，但长期看对于民众而言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至少就印度民众而言，他们选择了将命运交给自己，虽然这注定了是一场无尽的冒险之旅。
我想起一个苏联笑话，它说：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在民主悲观主义盛行的当下，破解民主浪漫主义并不是那么困难，毕竟，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民主不是万能药”，但是，对这一点矫枉过正，却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浪漫主义，就是威权浪漫主义。那种“某某国家就适合铁腕人物统治”的说法，那种“萨达姆回来就好了”的期待，正是这种威权浪漫主义的表现。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威权体制下治理绩效的巨大方差问题，就是说，碰到明君，它可能是大治；碰到昏君，它可能是大乱。但是，我们不能用“平均值”来看待这种大起大落，因为从长线历史来看，治理的平均水平固然重要，治理表现的稳定性也相当重要。一个体重始终维持在150斤左右的人，和一个去年100斤、今年200斤，但是“平均150斤”的人相比，后者的健康显然更令人担忧。
不是所有的政治强人都智慧仁慈，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对威权主义的第二种浪漫化想象，却未必同样清晰，那就是对威权统治者“统治能力”的想象，我称之为“强独裁者想象”。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将“威权”等同于“强大”，将“独裁”等同于“有力”，却忽略了历史上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弱独裁者现象”。
当然，“弱独裁者现象”不仅仅是威权统治者个人能力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土壤的问题。回到我们这个课程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政治在社会中。民主制度往往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能运行，同样地，威权制度其实也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才可能有效。
同样，当年苏联体制征服了苏联、征服了东欧、征服了亚洲数国，但是它居然征服不了一个小小阿富汗，为什么？因为你有飞机大炮，我有《古兰经》，你有革命，我有“圣战”，所以即使强大如苏联也无可奈何。威权再强大，在很多国家仍然有可能水土不服。
民主体系当然也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它可能走向当代欧美那样的繁荣富强，也可能出现印度那样的治理绩效低下。但是，大体而言，当它治理表现不佳时，多半不是因为“运气”，而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原谅我使用一个比较粗陋的说法，“自作自受”。因为在民主的情形下，一个社会如果治理绩效一团糟，常常是人们因为错误的观念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采用了错误的政策，从而带来恶劣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民众不像威权体制下的民众那么“冤”。
“自作自受”的另一面，则是民众可能通过试错找到一条通向良性治理的道路。只不过，既然是试错，这个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往往要撞了无数南墙才会回头。但是，这个过程是开放的，是一个无尽的省略号。这种开放性，是其区别于威权强人体制的基本特征。威权体制下虽然也有适应性学习，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纠错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个领导人去世、某场政变、某次战争或者某个开明领导人的胸怀和智识，才能实现航向的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的研究显示，民主的价值与时间的“厚度”相关，它倾向于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浮现。比如学者吉尔林（John Gerring）等人把民主视为所谓的“存量资本”，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主的历史厚度比起当下的民主程度更重要，因为摸索不同的政策和规则，常常需要在99个错误路口之后找到那个正确的出口。
第三章 国家建构
国家是政治的基本容器。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政治学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什么是国家？国家是政治生活的基本容器，不理解“什么是国家”，政治就无从谈起。
这种看起戏谑的局面背后，是无数人的鲜血。
墨西哥很多地方的局面就是：黑帮与黑帮打，黑帮与民兵打，警察与黑帮打，警察与民兵打……都打累了时，就承认各自在其地盘内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干涉，韬光养晦，等歇够了爬起来再打。
墨西哥：国家力量被社会力量瓦解
今天的墨西哥，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这个概念的反义词，代表了一种国家力量被分散的社会力量瓦解的状况。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卧槽！这句话神了！
在中国，国家是无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的暴力工具
国家是什么？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构。
暴力垄断”的意思就是，通常情况下，只有代表国家权力的机构，才有合法的暴力使用权，而其他组织、机构、个体没有这种权利。因此，我们反对家暴，反对老师体罚孩子，反对老板用皮鞭抽打员工干活，但是我们不会对着命令我们停车的警察说，凭什么你让我停我就得停？即使是“一命偿一命”这种朴素的道理，在现代社会，也需要代表国家的司法机构先进行审判，然后再由代表国家的警察执行死刑，而不是说受害者家人可以自己冲到杀人犯家里，当场把杀人犯打死。
在现代世界，我们赋予国家很多职能，比如国家要办教育、修路修桥、组织社会保障体系、支持文化艺术传播等。这些纷繁复杂的国家职能往往会遮蔽国家的本质属性，但是，所有这些职能，某种意义上都是给国家锦上添花，而国家的“内核”则是“暴力机器”。为什么这么说？简单来说，其他组织也可以办教育，也可以修路修桥，也可以提供社会保障，也可以传播文化艺术，只有暴力垄断这一点，其他组织做不到，或者做的时候缺乏合法性。
正是因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暴力垄断”，当一个国家到处是分散的、四处开花的暴力活动时，我们说，这个国家的“国家能力”低下。如果普通民众走在街上，总是非常恐惧匪徒抢劫、军阀流弹、恐怖分子绑架，这必然是“国家建构”比较失败的表现。
镖局的盛行，就意味着国家建构很失败，因为信不过国家的武装力量，才会出现私人武装的流行。
为什么“国家建构”如此之难？简单而言，暴力的分散化才是自然状态，暴力的垄断化，则是摆脱了自然引力的人为状态。要理解“自然状态”，我们看看动物世界即可。观察野生猴子的世界，我们会发现，猴子们处于永恒的分散暴力中。它们会为谁是老大而打得头破血流，即使是暂时决出胜负了，过几年猴王年龄大了，该退休了，新一轮的厮杀又会重新开始。而且，就算在一个猴群中，猴王地位稳固了，它和另外一个或几个猴群的“地盘之争”也是永恒的。今天这群猴子打赢了，它们的地盘扩大1公里，明天那群猴子打输了，它们的地盘缩小3公里。如此循环往复，没完没了。
暴力要从分散走向垄断，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是权力的集中化难题，也就是“谁当猴王”的问题；第二是领土范围的清晰化难题，也就是“猴群的势力范围”问题。前者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内部承认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外部承认的问题。
中国五千年让百姓承认了国家暴力垄断这件事实。
中国的权力集中化过程起点很早、历史很长，所以到今天，中国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观念。
主权国家体系的建构，可以说是一个领地的“产权明晰化”过程，而产权的明晰有助于秩序与效率的提高。
市场自由是怎么来的？以前人们简单地认为，市场自由就是摆脱政府，就是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捆起来，然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开始工作。于是，就有了效率的提高、经济的繁荣，这就是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但是，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是这么简单，不存在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所谓市场自由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就像交通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警在维持秩序。
找合作伙伴时，也要找那种可以长期合作的。
虽然政府有各种可疑之处，但是通常而言，它比街头那些脖子上挂着金链子、胳膊上刻着刺青的黑帮混混要靠谱，因为它的时间视野通常比黑帮混混要长——黑帮混混今天还在斗殴，明天可能就被打死了，但是政府不能不管明天。
国家能力很重要：它缔造秩序，它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提，它保护产权以促进经济发展，它甚至可能还是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动机。在各种研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而是这种重要性的可持续性。我读过一篇文章，在比较了德国被罗马帝国统治过的地方和没有被罗马帝国统治过的地方后，作者发现，在当代，前者比后者明显经济更发达，作者的结论是：这种经济水平差异与罗马统治史有很大关系。
从长线历史的角度而言，更重大的政治革命可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国家革命”。只不过，相比民主革命，因为“国家革命”的发生距今更加久远，所以我们反而容易忘记它的价值。
最烦这种回文格式，说了一句看似正确的屁话，花里胡哨
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
封建制下，国王不那么重要，只有在中央集权化的体系中，国王才变成一个傲视群雄的“帝王”形象。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一：常备军建设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二：中央财税机制
战争缔造国家机制之三：行政体系
去看商鞅变法的内容，你会发现那简直是“教科书式的”国家建构工程。第一，打破爵位世袭，这是摧毁封建制的最核心要素，“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没有军功，你爵位就岌岌可危了。这样，诸侯头上的帽子就不再是他们的私人财产，而被收归国有，成了国家驯服社会的诱饵。第二，废井田、开阡陌，在经济上打击封建贵族，把民众从对贵族的土地依附中解脱出来，切换到围绕着国家旋转的轨道。卫星不再绕着行星转了，而是直接绕着恒星转。第三，按军功授爵，“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杀敌人一个，封一级爵位，以此激发军队的战斗力。第四，编户齐民、什伍连坐，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这样不但把整个社会置于国家掌控之中，而且把国家的一只眼睛变成社会上相互监督的千千万万只眼睛。总之，商鞅变法就是破诸侯，立中央；解构社会，强化政府。
有人说“商鞅变法”是平民的解放，对此我是很怀疑的，这明明是帝王的胜利，哪是什么平民的解放？
官僚系统是什么？就是政府的条条与块块——所谓条条，就是各级政府；所谓块块，就是政府各部门。条条与块块，就像经线和纬线，编成一个政治网络，附着在整个社会肌体之上。
所以像互联网这种大型公司，国家是一定要进驻的，不然就管控不到。
生活常识告诉我们：组织即力量，组织即效率，有组织的10个人，往往能打败无组织的100个人。官僚制塑造国家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细密的组织网络，找到了动员、组织或强制社会的着力点，把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给凝聚了起来。而那些缺乏官僚制的国家，就像网眼过于大、同时网线还不结实的网兜，你一拎起来，东西就会稀里哗啦地往下掉。
这些密密麻麻的经纬线把庞大的中国给捆到一起，深深地嵌入中国社会的肌理。
为什么中国会形成独特的“文官”传统？读书人什么都没有，皇权为什么要依靠他们来治国？其实，仔细想想会发现，皇权寻求与读书人结盟，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军事基础，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的宗教基础，所以对皇权不构成真正有力的威胁，恰恰可以成为王权最安全的盟友。
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曾经说，权力有四种形态：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权力。文人所掌握的，正是这第四种权力。
挟天子以令诸侯。
为了稳固统治，皇权不得不和这些豪强、门阀、军阀势力结盟，但是一旦结盟，这些势力又有可能喧宾夺主。
中国的皇权克服了“封建回归”的压力，走向了相对稳定的中央集权体系。皇权是怎么做到的？关键字，就是文官制中的这个“文”字。突出“文”，就必须抑武、抑财、抑商、抑教；也只有联合“文”，才能抑武、抑财、抑商、抑教。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成功的皇帝都要抑武削藩，打击可能坐大的军事势力。这方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不用我多说，刘邦贬韩信、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朱元璋杀开国功臣，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
我们知道，每个社会都有向上流动的需要，底层想上升为精英、小精英想上升为大精英，这种冲动如何释放？在有的社会，是通过战场功勋，有的通过经商致富，有的通过土地积累，有的通过教会教职，最不济的，干脆通过革命。但是，所有这些渠道，都可能培养皇权之外的独立力量，都是危险的、离心的。
其他国家的历史上，骑士、武士往往是荣誉的象征，但是在中国，我们把习武之人叫什么？叫作“一介武夫”。其他行业也类似，商人经常被叫作“奸商”，技术创新被视为“奇淫巧技”，音乐叫作“靡靡之音”。但是读书人呢？“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就是科举制的妙处，它把社会精英的能量都吸附到政治角逐当中，越靠近权力中心，就越被视为成功。
总的来说，有气节、有原则的文官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文官集团能给皇帝带去的约束是软约束，是道德压力，是苦口婆心，至于皇帝听不听，那要看运气了。碰到唐太宗这样心胸宽广的，会传下君臣关系的佳话，碰到明成祖这样的，那就是自杀袭击了。而掌握枪杆子的武人集团、掌握钱袋子的财阀集团，他们对王权的约束则是硬约束，他们靠的不是苦口婆心，而是兵临城下，是釜底抽薪。所以，中国的皇权最后选中文官集团来施政，实行“学而优则仕”，而不是“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自有它的合理性。
国家力量是强大了，苦的确是百姓。这种体制不变革，百姓会持续苦下去。
过于细密的官僚体系、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也可能意味着国家淹没社会、国家取消社会。就中国而言，历朝历代“官”对“民”的压迫，我们从各种历史记载中早已熟知。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就是对这种压迫的写照：“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这种官与民的不对称，带来无数的悲剧。对“读书做官”的过度推崇，在历史上也长期抑制了中国社会其他维度的发展，工商业的萎靡、科技的落后、军事战斗力的萎缩等，都与此相关。所以，古代中国早期虽然秩序没有那么稳固，但是相对生机勃勃，越到后期就越暮气沉沉。
到现在，美国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有时候用驾照、有时候用社会保障卡，有时候用护照，信息很支离破碎，但是，与一览无余相对的这种支离破碎，正是他们想要的屏障。这两年美国各州为选举投票要不要证件打得不可开交，一个背景因素就是美国没有各州统一的身份证。
这个小细节当然不是偶然的，它体现的，正是美国人的“国家观”。
赋予民众武装权以对抗可能侵犯自由的国家权力。
从一开始，美国人建立的就是一个“反国家的国家”，它把中央集权视为洪水猛兽，处处对之进行提防。体现在国家结构上，就是所谓的“平行权力”结构，也就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有自己的权力领地，彼此是平行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直到今天，相当程度上仍然如此。在中国，部级干部大于厅级干部，厅级干部大于处级干部，这其中有清晰的等级关系。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比悲惨更可怕的，是不为人知的悲惨。一旦有了信息的开放和流通，社会就有了推动变化的杠杆。
从美国国家能力的巨变来看，我们发现了一条不同的国家建构道路，它的核心动力不是密集的战争或者发达的文官制，而是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需要制度空间，它以自由为前提，以民主为传导机制，因此，社会运动的力量本质是政治权利的力量。
美国的国家构建是基于自由，中国的国家构建是基于战争、杀戮和垄断。
战争这个机制在当代很难借鉴。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一个战争深受唾弃的时代。我们总不能对那些国家能力比较弱的非洲国家、拉美国家说：来，为了国家能力的提升，你们打个几百年，最后胜出的那个，1000年后就大国崛起了。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路径，我们今天也不必哀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火了，而是应该为它们走在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而欢欣鼓舞，对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相信，在当代世界，国家建构应该寻找更加文明的道路。
通过社会压力给国家赋权，是“另类道路”的启示。现在流传着一种观点，就是把国家能力和民众权利对立起来，似乎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就必须牺牲民权，或者声张了民权就会削弱国家能力，所以应该等建设好了国家能力再来发展民权。这种“顺序论”乍一看似乎有道理，其实非常可疑，因为当国家能力的发展远远超前于社会能力，它往往就不会有动力再来给民众赋权，这种“等国家崛起了再来谈论民权”的逻辑，有点类似于“等我发达了就来娶你”的逻辑一样，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觉得可疑。
虽然美国的国家建构道路是通过社会压力给政府赋权，但是，不能简单地把美国的经验理解为政府越大越好，职能越多越好，有了政府的身影，什么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在前面也说到，美国国家能力的上升只是和历史相比，其绝对水平在不断上升，但是就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的相对力量对比而言，美国仍然是一个“国家能力有限”的国家。
这可能才是美国经验的真正特色——一个强大的政府，被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和市场环绕。
国强不吃民弱。
国家在成长，但是对于社会、市场和个体而言，它仍然是配角。我们常常把“治理”等同于“政府”，认为governance就是government，但是governance也可以来自社会本身。当一个社会不断涌现盖茨和马斯克，成就爱因斯坦和费曼，培育硅谷、好莱坞或者百老汇，其国家能力，从根本而言，是民间活力和个体创造性的溢出效应而已。这或许不是国家能力提升的唯一道路，未必能够被其他国家复制，甚至未必会被美国人自己的后代继承，但是，国强不必民弱，甚至民强国可更强，这一可能性的存在，还是鼓舞人心。
这些游击队员在山里钻来钻去，出则为战士，退则为农民，没什么军人和平民的分野，你炸来炸去就是炸石头而已。问题在于，这种让帝国征服变得很困难的地理因素，同样也让国家建构变得很困难。所以，它是“帝国的坟场”，也是“国家的坟场”。
战争缔造国家，但在阿富汗，战争不是缔造国家，而是摧毁国家。为什么？因为在阿富汗的背景下，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每一股势力本质上都是靠外力支撑，这种战争是无法真正完成构建国家的。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想，骑车是锻炼身体的，但是如果你骑的是电动车，不是自主发力，而是靠电池发力，那么骑得再远也锻炼不了身体。
塔利班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学生”。为什么叫“学生”？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宗教学校的学生。
第四章 政治文化
这句话和毛的理念一致，所以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听起来好听，实际上是因为人民观念跟不上，不能在制度上迈太大的步子。
观念对于制度，具有一种引力作用。当社会观念领先制度太多，它会拉动制度前进；当制度超前于观念太多，社会观念又会将制度拽回它的水平。
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仍然是同一件事，被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诠释成了褒贬相反的事情。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它是我们吸收信息的“意义加工软件”。
神句！神句啊！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
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很多人习惯于通过自发结社来解决问题，民主就容易走向稳固。为什么？因为自发结社培养公民的参与感、责任感、协商精神、合作精神等，而这些习性对于民主的落地生根都至关重要。哪怕这些社团并非政治性社团，而只是——比如说，读书会、爬山社、减肥小组，甚至广场舞大妈团体，它也可能通过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而给民主的运行提供润滑剂。
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表达的文化”，也就是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
当一个社会30%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形式上的民主倾向于出现；而当一个社会45%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实质性的民主倾向于出现。
不管是“社会资本”理论，还是“自我表达”理论，其实都强调一点——参与精神。
毕竟，民主和威权的最根本区别，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很多人说了算。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都不关心公共生活、不参与政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民主不可能运转起来。
在当下中国，别说写关于政治的文章了，就是围观，也不行，得让你实名围观，方便找你。
政治参与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可以是投票，可以是参加竞选动员，可以是上街游行或者签署请愿书，还可以是游说活动……甚至可以是写文章、转发文章、点赞跟帖。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围观就是力量。当然了，用更新的网络语言来表达，就是“吃瓜就是力量”。其实没错，吃瓜就是力量。无论是政治家的监督、政治议题的设定，还是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往往都需要民众广泛的参与，而虎视眈眈就是参与的一种形式。
因为民主的两种逻辑在泰国这里打成了死结：一种是选票逻辑，就是多数说了算；另一种则是街头逻辑，谁呐喊的嗓门大，谁说了算。在选票逻辑下，红衫军是赢家；在街头逻辑下，黄衫军是赢家——毕竟，黄衫军生活在大城市，更容易动员起来占领街头。你可能会说，既然民主的核心机制是选举，那还是应该选票说了算吧？但是，当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涌上街头，愤怒地发出呐喊，你能说那不是人民的呼声吗？
民主的第一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
民主的第二步：处理不同声音之间的关系 要知道，处理可不是掐灭，相反胜者应该承担起败者的那份责任。 这才是民主该有的觉悟。
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说白了，就是受教育能力差，契约精神不足。
泰国人对政治参与极有热情，但是缺乏一种对规则的服从意识来平衡。
这种政治激情对于民主稳固可以是致命的。民主政治要走向稳固，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转型过程中“广场政治”慢慢过渡为“常态政治”。所谓“广场政治”，就是万民上街，为制度的那关键一跃提供助推力，它的力量来自激情；而“常态政治”则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众从街头逐渐隐退，将政治驾驶的钥匙交给其政治代表，它的力量来自协商。
什么是民主文化？它既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精神，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精神，还是一种“允许专业之人办专业之事”的政治节制感。
多元是一种常态，在自己的立场之上，合理处理引导管理混沌，而不是放任。
我们常常说，某某革命失败，是因为革命不彻底，其实，很多革命的失败，恰恰是因为它太追求彻底。仔细想想，这也并不奇怪。物极必反是个朴素的道理，却包含无穷的智慧。资本主义需要从“丛林资本主义”中拯救自身，宗教信仰需要从“原教旨主义”中拯救自身，爱国主义需要从“沙文主义”中拯救自身，民主，也同样需要从过度的政治激情中拯救自身。只可惜，无数道理，每一个国家、每一代人，往往都需要亲自撞得头破血流才能真正领悟。有时候，甚至撞得头破血流也难以领悟。或许是因为，很多时候，耐心比勇气更难达至，节制比热情更需要技艺。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对公民美德的嘉奖，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挽留它的途径。
这个似乎只是“传达了一些信息、执行了一些命令”的人，却是一个漫长迫害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个链条中，就每一个具体的环节而言，他们都没有杀人。角色A，只是负责登记犹太人的信息；角色B，只是依法没收了犹太人的财产；角色C，只是负责把犹太人送上火车；角色D，只是集中营的保安……甚至，角色Z，可能什么也没有干，只是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把头转了过去。但是，如果这些艾希曼们能够跳出自己的身份碎片、跳出“此时此刻”，从一个更高、更大的图景去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会发现，是的，“我”，作为一个个体，的确没有杀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却杀了无数人。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邪恶政治的秘密。它把邪恶切成一小份一小份，小到每一份邪恶的实施者完全感受不到邪恶的分量，他们只是恪尽职守，把面前这一块画板画好，但是，当所有的画板都画好，汇聚成一个巨大的拼图时，一个极其恐怖的画面却出现了。这也是为什么艾希曼觉得特别冤。
我们发现，邪恶的上演并不需要多少真正的“坏人”，只需要金字塔顶端的导演，和无数略微有点“近视”的普通人——为什么说略微有点“近视”？就是他看不到“大的图景”，更确切地说，拒绝看到“大的图景”，就盯着眼前这一张办公桌、这一节车厢、这一张表格。
权利造就暴民，防疫大爷的落幕退场，很好的印证了这点。
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
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希特勒也真是个人才
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很少有普通人愿意去作恶，但是，如果有一种意识形态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那愿意作恶的人就不但乌泱乌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
说白了，就是做坏事情前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也就是出师有名。
当时很多普通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生物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待纳粹之恶，而通过这个“翻译软件”看到的恶，就不再是恶了，是为了迎接美好明天进行的“大扫除”。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犹工作中，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
这句话好美，作者的思想和文笔都是一流的。
复杂的现实穿越意识形态抵达每个人的头脑，就像阳光穿越大气层抵达人们的眼睛时，只剩下美好的蓝色。
因此，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我相信，每个文化内部都会有多元的声音，但是，我理解的文化差异，不是指每个文化铁板一块、万众一心，而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文化圈的“平均观念水位”或者“中间观念水位”的位置不同。
跪尼玛个逼
1793年，马戛尔尼（McCartney）觐见乾隆帝。双方就礼仪事宜产生多次争执，最终达成协议，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其使节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
国家不再是斗争的主角，文明才是。
遗憾的是，人类往往要经历无数撕裂才学会宽容，要被激情的烈焰烫伤后才意识到激情的危险。在一个价值迅速变迁的时代，世界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在此之前，它常常会变得更糟。
第五章 政治经济
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历史上，无数通往悲剧的道路由斩钉截铁的道德激情所铺陈，恶只是意外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动因。
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却像是这个“黄金时代”的一道裂缝，不但给进步蒙上一层阴影，而且，这条裂缝如果不断扩大，甚至可能将所有的进步化为泡影。
“镀金时代”，大家知道，声名并不美好，象征着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丛林状态。
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平均收入和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差不多。
去中心化的 Web3 是新一轮接触全球市场的机会，要好好投身 Web3。
一边是“达沃斯人”，冲出本国的小市场，走向全球的大市场，财富直线上升；一边是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因为产业转移、技术更新、移民竞争，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于是，怨恨点燃了右翼民粹主义。
如果工资加福利每年刀拉28000，折合人民币近20万，在中国也能进前百分之五。
所以前边那个和印度最富有5%的重合可信度很高。
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如果她有一份最低工资水平上的全职工作，其年收入接近14,000美元，确实属于美国标准的贫困。但是，她从食品券、育儿补助、税收补贴、政府医保、住房补助等方面得到的救济，加起来甚至可能与她的工资收入差不多。在无视这些社会救济的情况下，对一个人生活的悲惨程度做判断，可能会形成很不完整的印象。
我们在北京的写字楼看到一个年轻保安，内心有不安，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的收入和技能，很难帮助他实现向上流动，我们知道他被“困住”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哪怕他欠一屁股债，多半也不会感到同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贫困是暂时的。
不平等虽然存在，但阶层固化并没有到不可能的地步。
底部1/5的人口，如果生于1971年，成为顶部1/5的概率是8.4%，但如果生于1986年，这个概率反而上升为9%。顺便说一句，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这个数字是7.3%。与此同时，出身于高收入阶层的美国孩子，如果生于1984年，比穷人家孩子上大学的概率高75%，但如果出生于1993年，这个概率反而下降到69%。
所以，住在一楼的人并不总是住在一楼，住在三楼的人也并不总是住在三楼，他们还在相互交换位置。事实上，研究显示，美国收入前20%的人，20年后还在前20%位置的，只有56%，阶层之间还具有相当的流动性。
底部1/5的人口，如果生于1971年，成为顶部1/5的概率是8.4%，但如果生于1986年，这个概率反而上升为9%。顺便说一句，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这个数字是7.3%。与此同时，出身于高收入阶层的美国孩子，如果生于1984年，比穷人家孩子上大学的概率高75%，但如果出生于1993年，这个概率反而下降到69%。
所以，住在一楼的人并不总是住在一楼，住在三楼的人也并不总是住在三楼，他们还在相互交换位置。事实上，研究显示，美国收入前20%的人，20年后还在前20%位置的，只有56%，阶层之间还具有相当的流动性。
很多研究者都发现，美国的贫富差距明显拉大，本质上不是前面那10%的人的收入发生了飞跃，甚至不是前面那1%，而是最前面那0.1%，甚至0.01%。顶端1%到10%的财富总数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过去40年左右其实在减少。哪怕是0.1%到1%的人，这个比例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真正变化的，是那0.1%，0.01%。而这一小撮人的暴富，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你看美国现在的十大富豪，从贝索斯、盖茨一路下来几乎全都和技术进步有关。中国其实也有类似之处，马云、马化腾、雷军等，都是这样积累的。
问题是，这些人财富的合理性，是更接近姚明还是更接近赖小民呢？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他们在暴富的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毕竟，我们天天都在用淘宝、微信、美团，享受了它们带来的极大便利，美国人的生活现在也是极度依赖Amazon、Facebook等。所以，虽然这0.01%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但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回到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放弃这些便利呢？说实话，我不愿意。
有些信息，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大吃一惊：美国非婚生的儿童，平均是40%，在黑人中比例甚至高达72%。
有研究显示，如果2005年美国的婚姻模式是完全随机的，而不是同类相吸，那么美国的基尼指数立刻会从0.43降到0.34，也就是和加拿大差不多。可见，婚姻模式是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平等加剧的成因非常复杂，不是“富人贪得无厌”那么简单
美国的社会和福利支出为什么会不断扩大？既然权力都被富人劫持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糕分出去？要知道，2017年，top 1%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21%，但是他们交的联邦收入税，占联邦收入税总额的38.5%，也就是说，他们收入高的不成比例，但是他们交的税更不成比例。事实上，top 1%交的联邦收入税，超过底部90%的总和。
阶级战争叙事并不坚固，美国的穷人没有那么仇恨富人，富人也没有那么压制穷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阶级斗争”的话语不断传播、扩散，它却可能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什么意思呢？就是“阶级斗争”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动员机制，当这种话语传播得足够广、足够深、激起足够的愤怒，它可以使得不平等状况从一座“死火山”变成一座“活火山”。现实很重要，但是比现实更重要的，往往是我们如何诠释现实。
如果更重要的问题是贫困而不仅仅是贫富差距本身，那么解题思路就应该注重激励投资和就业，也就是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再分配财富。
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血雨腥风，一打完仗，大家都平等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这是平等的贫穷，而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向下的平等”，而是“向上的平等”，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而在“向上的平等”中，平等就必须和其他价值并存：自由、秩序、创新、责任感，等等。
政治“可能”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但是它却“不可能”让它变成天堂。换句话说，政治所能抵达的上限不会那么高，但是它所能抵达的下限却可以非常低。
当政治非常好的时候，它也只是制定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我前面讲到过，一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公平的游戏规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绝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球赛踢得精不精彩，除了游戏规则，还要取决于球员们技艺是否高超、配合是否默契。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政治注定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这种不对称，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现实主义”。
政治学几乎没有常识。你对政治学了解越多，就越会意识到，政治学没有常识。你觉得“民主”是常识，但是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反民主——麦迪逊甚至说：“如果所有的雅典人都是苏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会仍然会是一群暴民。”你觉得“自由”是常识，但很多左翼会追问：谁的自由？哪有没有阶级属性的自由？你觉得“平等”是常识，可是历史上对平等的追求，常常带来一败涂地的悲剧。我能普及什么呢？更多的时候，我普及的不是所谓“常识”，而恰恰是迟疑。